至于法律意识，恐怕还是传统的占优势。

因此，本节必须在有限篇幅内重述阿克曼所诊断出的美国总统制的病理。借用阿玛为《哈佛法律评论》第114卷撰写的卷首语，阿玛的就是好是为了彰显出宪法文件（document）和司法学说（doctrine）之间的真实差距。

而阿克曼在本书中又再一次强调，他的宪法时刻概念决不应被理解为一个转瞬即逝的时刻。在宪法时刻内，人民现身为一个独立的、可识别的法律主体，由此区别于人民由公共生活退隐回私人生活的常规政治。美国宪政体制内，成功的宪法政治通常要经过十数年乃至数十年的时间验证，才能判断人民是否真正发出了宪法改革的真实声音。这本正文仅188页、脚注却长达70页的专著已然表明，阿克曼教授仍然是一位严肃的宪法学者，而不是一位故作惊人论的公共知识分子甚至畅销书作家。这绝不是阿克曼在故意危言耸听，以吸引宪法学者和普通公众的眼球。

新的传播技术可以让总统以及化妆师进行所谓的片段化的政治文宣（sound bite）。例如，法律意见办公室会有超过20位的总统任命者。其次，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是互联网时代对个人信息保护的特别要求。

然而从我国目前规制网络言论的规章来看，规章当中所作的禁止性规定显然违反了规定明确性原则。在现有的21件法律规范中，除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外，其他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制定主体都是行政机关。对侵害个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利的言论，只规定不得利用互联网侮辱或者诽谤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所列举的12种应追究刑事责任的行为都属于公民的社会行为而不是个人行为。

比如1998年的《儿童网上隐私保护法》，2012年2月，美国, 政府又提出了网络用户隐私权法案，该法案对如何保护用户隐私信息设定了七项原则，包括网络用户有权控制哪些个人数据可以被收集和使用等等。从内容上看，这两部法律都不涉及公民个人信息保护问题，也不涉及政府部门如何对网络信息进行管理问题。

为了克服多头管理所带来的弊端，2011年5月，经国务院同意，国务院办公厅设立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近年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及有关部门在立法时改变了过去关门立法的做法，起草立法时注意把草案向社会公布，听取各方面意见，尤其是通过召开座谈会、论证会等形式听取有关部门和有关方面专家的意见。上述两个条文中所禁止的复制、查阅行为显然是指公民的个人行为，而非社会行为，故这两个条文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相冲突。但从表一可以看出，在21件网络法律规范中，除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外，其余皆为效力位阶较低的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其中规章占了绝大多数，达14件，占到总数的66.7％。

上述法律规范构成了我国目前互联网管理方面的法律体系，其内容涉及互联网基础资源管理、网络信息管理、网络安全等方面。言论自由对于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秩序而言，是有建设性功能的，因为它能促成经常性的思想交换及民主生活不可或缺的意见讨论。要注意避免立法失当抑制互联网的发展。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是国家履行宪法义务的一个重要内容。

鉴于此，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对互联网立法遵循的是必要性原则。其次，它是防止权力滥用的要求。

[6] 基于言论自由所具有的特殊宪政价值，西方国家受保护的言论范围是比较宽泛的，不仅包括人们乐于接受或视为无关紧要的信息或观念，而且包括那些冒犯、惊扰国家或任何人群的信息或观念，[7]甚至包括错误的意见[8]。人们上网没有身份和数量的限制，不需要许可，而且成本低廉，这使得在传统表达形式下缺少话语权的普通公众能有机会接触网络，并通过网络参与公共事务，对各种公共议题进行评论，发表见解，表达观点。

除依法需要保密的外，行政法规和规章草案要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并以适当方式反馈意见采纳情况。在行政处罚方面，除了实施行政许可的部门享有相应的处罚权以外，工商、公安、国家安全等部门也都有相应的行政处罚权。一方面，法律的规制以国家强制力作后盾。1998年美国制定了《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规定在网上搜集12岁以下儿童个人信息的行为将被视为违法。关于个人网络信息法律保护，笔者认为有两种思路：一种全国人大常委会单独制定的《个人网络信息保护法》，另一种思路是把个人网络信息保护的规定作为《个人信息保护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7]Handyside v. The United Kingdom Judgment，07/12/1976， A24，para.49.[8] Cantwell v. Connecticut, 310 U.S. 296 (1940)[9]参见刘正荣：《互联网立法和内容传播责任》，《网络传播》2007年第4期。

比如，法律可以要求网络服务商以技术手段改变网络架构，而架构的改变必然会影响到人们的网上行为。比如，美国在1974年就制定了《隐私权法》，该法是公民个人隐私信息保护的基本法。

后者具有民事法律的性质，主要是规范电子签名行为，确立电子签名的法律效力。隐私权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意味着公民享有自身的私人信息、私生活以及私人事务不受恣意侵扰的权利。

进行盗窃、诈骗、敲诈勒索。规章如此规定无疑授予互联网主管部门无限的对人们的言论进行管制的权力，这样，公民的权利就难以得到保障。

在互联网上建立淫秽网站、网页，提供淫秽站点链接服务，或者传播淫秽书刊、影片、音像、图片。在行政许可方面，根据规定，在我国从事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从事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从事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从事登载新闻业务以及开办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等都实行许可制，相关的主管部门都被赋予相应的行政许可权限。这里，公众意见与修正案草案的起草者和专家的意见产生了重大偏差。国家的互联网管理政策，不仅涉及到保护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而且涉及到保护公民个人利益，其中保护公民个人隐私信息不受非法侵害是一个重要方面。

尽管互联网管理立法是项专业性、技术性很强的工作，但也不能因此就忽视普通公众的意见。上述规定中，宪法的基本原则、社会公德、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国家荣誉、国家机关信誉等都是不确定的法律概念，其内涵有很大的解释余地。

笔者认为未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在立法时，应采用集中立法模式，制定统一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因为其规定比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列举的三类应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更加概括、更加笼统。

组织邪教组织、联络邪教组织成员。比如，公民在网上批评政府的违法或失职行为，本是行使宪法第41条规定的监督权，然而被批评者往往以损害国家机关信誉为借口追究网民的责任，这几年每年都会发生的跨省追捕案[5]即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

韩国从2007年7月开始实施网络实名制，规定每天访问人数超过10万的153家主要网站，必须要求网民用真实姓名和身份证号注册并通过验证后才能发帖。86.0%的人期待国家尽快出台《个人信息保护法》[19]。其次，我国现有的网络信息管理方面的行政法规和规章主要形成于本世纪之初。2.《个人信息保护法》（1）《个人信息保护法》制定的必要性首先，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是国家履行宪法义务，保护公民基本权利的需要。

尽管规制网络言论，法律是必不可少的手段，但法律并不是唯一而且有时也不是最有效的规制手段。本文欲探讨的问题是：我国目前规制网络言论的立法状况如何，现有立法存在哪些制度缺陷和制度缺口，应如何进行完善。

除了政府部门收集或保存个人隐私信息外，网络服务提供商或公益机构也会通过各种途径（比如公民个人从事网上购物、实名微博注册等）获取大量个人隐私信息。法律规范的效力位阶越低，其对明确性的要求就越高。

（二）危害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联合国人权宣言》第29条规定：每个人在行使他的权利和自由时，只受法律所确定的限制，确定此种限制的唯一目的在于保证对他人的权利和自由给予应有的承认和尊重，并在一个民主的社会中适应道德、公共秩序和普遍福利的正当需要。